买办这个词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书上都是被贬低的贬义词。原来是葡萄牙语言,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跨国企业的中间人。这一年,上海译为“糠摆渡”,谓买办介于洋人与华以成交易,其意指既能沟通,又能让买办赚钱。清末、民国时期,许多商人,特别是广东、上海商人,是从买办起步的。

金融教父席正甫:从买办成长为金融巨鳄 席正甫后代如何优秀 民国 席正甫 历史人物 第1张

第一家外资银行诞生于1847年的上海,即丽如银行(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,又名东方银行,东亚银行),在进入中国后即开始发行纸币,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流通。接着外国银行纷纷进入,上海逐渐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。至1890年左右,沿外滩地区已有大量外资银行聚集。他们长期掌握着中国财政的命脉。

其中,以汇丰银行为最具影响力的外资银行。汇丰于1865年在香港成立。虽然它的规模并不大,但它从一开始就只关注中国的利益,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中国而进行,因此成为了最重要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。有人说,“盖吾国关税之收入,必解到汇丰,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力量尤伟。”长期以来,该银行一直控制着中国境外的汇率,直到1935年,汇丰银行的每日汇率仍然是上海市场的官方汇率。在汇丰的发展过程中,东山席家的功绩最为突出。从1874年开始,席正甫、席立功、席鹿笙,先后在汇丰大买办任职55年左右,创造了一项十分惊人的纪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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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汇丰银行)

在老家东山乡下读了几年书的席正甫,其崛起全是因为他头脑机灵,善于经略洋务和官商关系。李鸿章当年借给他200万英镑的盐税抵押贷款,被提升为大买办,从此,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取代已经萧条的山西票商,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。而席正甫和袁树勋是同乡,也是同姓,这使得汇丰在上海官场有着特殊的优势。那时,宫廷中两个最受宠爱的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,两人关系一直不好,而席正甫却与他们以及他们的“钱袋”盛宣怀和胡雪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正因如此,在席正甫的斡旋下,汇丰先后从沪宁、广九、沪杭甬、津浦、京奉、湖广、浦信等铁路大动脉获得了丰厚利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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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正甫为人极为低调,很少参加社会活动,甚至连与东山同乡的交情也很少。在《江南席家》一书中,马学强说,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,很少见到关于席正甫的记载,只在光绪九年(1883年)重建静安寺时看到一次。这位暗藏幕后的人物,几十年来默默地编织着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,在上海外资银行圈一一渗透,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席家势力。

除生儿育女外,席家还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“姻亲同盟”。比如席家和另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,不仅男女之间的结姻频繁,连席正甫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席素恒也曾继承了沈家,改名沈吉成。沈氏三代人在沙逊洋行做了35年的大买办。十九世纪末,沙逊与汇丰、太古和英美烟草宣称是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,席家和沈家的联姻使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相互沟通,更强霸权。

在民国时期,席家与国民政府显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国大学同学,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,他的女儿嫁给了弟弟宋子良。这样,在清廷垮台后,汇丰银行仍能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。他曾任中国银行官股董事、总经理,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,并任中央造纸厂厂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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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席德懋)

数代人走进银行界,使席家子在金融领域的才能独树一帜。许多年以后,席家后人席与棠回忆儿时见到父亲的情景:“他的办公室特别大,有一个很大的桌子,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桌子。桌子上有二十几部电话和电传,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电话。电话机一直打进来,他拿着两三个电话,一会儿讲中文,一会儿讲英文,一会儿讲英文。此外,他还拥有5名助手,他们的英文都很好.”

一九四九年以后,大部分席家子弟随外资银行离开中国大陆,他们投资的房地产、实业全部消失。自2000年以来,沪上流行一种“席家本帮菜”,其菜味淡雅、偏甜,介于中西之间。喜爱这种菜的人并不少,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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