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南联大以前都是北学制,北京、天津不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,他们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,抗战期间迁往云南,并受到地方势力的保护,这种传统没有任何组织纪律,没有点名,没有排队唱歌,没有喊口号。早睡没人催你起来,晚睡没人管,几天没人上课,连人不见也没人过问,个人行为绝对自由。

西南联大出了哪些人才 联大著名的老师都有谁? 沈从文 陈寅恪 大学 第1张

一位名叫邹承鲁的院[文]士,曾经是西南联大[章]的学生,他对生物化[来]学有很大的贡献,6[自]0年代他们成功地研[历]制了胰岛素。有一次[史],记者在采访他时问[大]他:「为什麽当时条[全]件很差,西南联大也[网]不是很大,却培养了[文]这么多人才?」他的[章]回答很简单,只有两[来]个字:自由。

自由自在有一个好处[自],那就是你可以做你[历]喜欢做的事情,比如[史]喜欢看的书去看,喜[大]欢听的课去听,不喜[全]欢看的课去不听。这[网]很不错,很合我的口[文]味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,[章]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[来]和南开大学在长沙成[自]立西南联大,因日军[历]轰炸长沙,被迫迁至[史]昆明。

例如那个时候,同学[大]们有什么立场,但并[全]没有很大的思想或政[网]治隔膜。寝室各系、[文]各级别的同学都有,[章]晚上没事的时候,大[来]家就会在海阔天空的[自]闲聊一阵。有些人骂[历]蒋介石,有些人支持[史]蒋介石,大家争论起[大]来,有时还挺激烈的[全]。但争论结束后,关[网]系仍然良好。

当然,学生质量也很[文]重要,联大的学生水[章]平确实很好,但更重[来]要的是校园氛围。天[自]下有才之人,才之必[历]有才;天下有才,不[史]分时代,不分国家;[大]问题在于给不给他自[全]由发展的条件。

不求知识、不求思想、不求个性的发展,就不会有人的创造性,而人的创造性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假如每个人只念佛、背诵经文,开口都说同样的话,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。

当然,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那样会侵犯到别人。但在这一范围内,个人自由越大越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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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系,我在西南联[网]大读过,但都没读懂[文]。当我在中学参加考[章]试时,我问一个同学[来]:“你考什么专业?[自]”“像我们这样没有[历]学识的人只能读文科[史],读得好的就应该去[大]读理工科。”由于那[全]时大家都觉得,读文[网]科生没意思,这是当[文]时的社会风气,所以[章]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[来],读土木系。

说起这件事,我觉得[自]很有趣,中学时根本[历]没有想过将来要学什[史]么专业,只是看了丰[大]子恺的《西方建筑演[全]说》,从希腊罗马,[网]一直说到中世纪教堂[文]建筑,觉得很有趣,[章]便想学建筑。

一年级工学院没有专[来]业限制,学习机械系[自]的公共必修课。比如[历],基本微积分,普通[史]物理,这两门都很重[大]要,还有投影几何,[全]地图学。第一学期我[网]还是很认真的学习,[文]但是到了第二学期,[章]兴趣就完全消失了,[来]把所有的工夫用来读[自]诗,看小说。于是决[历]定改行,拿梁启超的[史]东西来看看,诸如此[大]类,开始有意识地增[全]加了一些文科知识。[网]

那时候转系很方便,只要学分念够了就可以随便转,没有学分不足也可以补,最多再读一年。我想搞文理学院,不知道为什么选了历史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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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我也80多岁了[文],回忆起这一生中最[章]美好的时光,还是联[来]大那7年——4年本[自]科,3年研究生。那[历]当然也是物质生活很[史]艰苦的一个时期,但[大]幸福并不等于物质生[全]活丰富,尤其不等于[网]金钱丰富,那么美好[文]的东西在哪里呢?

幸福有两个条件,我[章]想。首先,你必须感[来]觉到个人的未来是光[自]明和美好的,但它却[历]很模糊,很模糊,不[史]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[大]标。另一方面,整个[全]社会的前景也必须一[网]天天地好起来,如果[文]整个社会继续腐化下[章]去,个体就不可能真[来]正幸福。这两个条件[自]碰巧在我上学时同时[历]存在。

那时是战争年代,但因为战争,所以似乎直觉地、含糊地,但又十分肯定地认为:战争一定会胜利,胜利之后,世界一定会很美好,生活一定会很美好。在那个时代,我不是独来独往,我相信大多数年轻人都有这种模糊感。因此,当时,尽管物质生活很艰苦,但却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,是一种期待和可以实现的。

要是陈寅恪值一美元,那个沈从文一分钱也没有

那时我们真的很自由,喜欢的课可以随意去听,不喜欢的课可以不去。我不喜欢听姚从吾老师的课,他教的是历史系的专业课程,可我一直没上。

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[史]生的两门课:《西洋[大]政治思想史》和《近[全]代西方政治思想史》[网],我没有选过,没有[文]考试,也没有算分数[章],但从头到尾都听过[来],深受启发。而现在[自],我的专业也成了思[历]想史。

大学实行学分制,文[史]学院需要四年共修1[大]32学分,工学院需[全]要144学分。这些[网]课程中有三分之二必[文]须通过。例如一年级[章],文科生要学习自然[来]科学,理工类国文是[自]必修课。再加上英文[历]也是必修课,6学分[史],不及格不行。

在历史系里,按照规定,中国史要学两个断代。对于哪两种断代,你自己选择吧。由于当时我对中国古代史不感兴趣,所选的两部均为近代,一部为姚从吾先生的宋史,一部为郑天挺先生的明史。

那时姚从吾先生是北[大]大历史系的主任,但[全]我们都觉得姚先生那[网]一年口才不好,说话[文]也不好,所以不想去[章]上课。但是后来姚先[来]生去了台湾,做了中[自]研院院士,而且后来[历]又培养出了一批中青[史]年历史学家,实在是[大]令人惊讶。看得出,[全]以言取人,以貌取人[网]是多么不可靠。

原来,郑天挺先生是[文]北大秘书长,教我们[章]明史、唐史、清史。[来]他的话很有条理,是[自]一二三四,ABCD[历],从头说起。什么样[史]的政府组织,财政来[大]源,有什么样的基本[全]资料等等,都比中学[网]的课程要高一层,只[文]是讲得更细致一些。[章]这种讲课方式在联大[来]很少见,当然也有它[自]的优点,对于尚未入[历]门的同学,可以有系[史]统的了解。

然而,郑老师的演讲确实很有意思。回忆起朱元璋时,特别提到自己的相貌,那可真是旁征博引,某书怎样记载,某书怎样说。最终得出一个结论:照中国的传统说法,明太祖的形象是“五岳朝天”,给人很深的印象,也让人感到恐怖。

其它名人课,出于好[大]奇,我也听过一些,[全]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[网]国小说史。那堂课人[文]数不多,大概只有六[章]七个人听,我在旁边[来]听了几次,也没听完[自]

沈老师讲课字斟句酌[历],速度很慢,但我觉[史]得他确实是个学者。[大]与我们说东一句西一[全]句连在一起的时候不[网]同,他的每一句话,[文]每一个字都极具逻辑[章]性,如果能把他的课[来]记录下来,就是一篇[自]很好的文章。

他对“金瓶梅”的评价很高,我现在仍然印象深刻。以前,《金瓶梅》被视为淫书,非正史小说,民国以后才被禁止。但是沈先生很欣赏这本书,认为它对人情世态的描写十分深刻,《红楼梦》在许多地方都继承了《金瓶梅》的传统。

他学习很刻苦,但是[历]没有任何学历,甚至[史]连中学都没有读过,[大]而且还当过兵。之后[全]他去大学教书,还是[网]教授,所以经常被学[文]院派白眼。

还记得一个同学跟我讲,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地说:“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……要讲教授呢,陈寅恪能值一元钱,我刘文典一毛钱,那沈从文就只值一分钱了。”

西南联大出了哪些人才 联大著名的老师都有谁? 沈从文 陈寅恪 大学 第4张

(刘文典)

钱先生出了名,我就[章]跑去听他说。他的课[来]基本上是英文授课,[自]偶尔会加上中文。但[历]他有时候似乎有点喜[史]欢玄虚,不是很清楚[大]的把它讲出来,而是[全]提示你,要靠你自己[网]去体会。因此,非智[文]者才能与之并驾齐驱[章],愚者则无法与之对[来]抗。

此外,当年我在清华[自]的四个导师中赶上了[历]陈寅恪,他教授的是[史]隋唐史、魏晋南北朝[大]史。但那时我只是工[全]学院的一名新生,没[网]有资格上这门专业课[文]程。在陈老师的课上[章]正式上课的人不多,[来]大概有七八个。但是[自]陈先生非常有名,大[历]家都知道他是个打斗[史]高手,所以经常有人[大]趴在窗户上听,而我[全]却被夹在里面。

课堂上,陈老师进门[网],拿起书包放在桌子[文]上,然后打开书。但[章]他基本上不看,因为[来]他对这些资料都很熟[自]悉,历法很多,张口[历]就来,就是引经据典[史],从古书里引经据典[大],原文是什么。

假如按解放后的标准[全]来看,没有教案,全[网]是信口开河,他那一[文]套教学方法是不够的[章],但是解放前允许这[来]种教学方法。他说话[自]有口音,说得不太好[历],也不是那种靠口才[史]取胜的老师。并且他[大]说的太专业了,引用[全]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[网],所以根本就不懂。[文]

他在英国任牛津大学做讲座时,在次年离开了学校。由于德国刚刚攻占法国,马上就要打海战,英国正面临危险,必须留在香港。

陈寅恪:“最后一个大儒”(1890~1969,点击购买《陈寅恪最后二十年》)

为了超越前辈,不可向前人拜倒而去

当时我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,特别是老师们更加艰苦。战前一个月,冯友兰等教授的工资是四五百大洋,那时在北京差不多能买四合院。但是,战争过后,情况越来越糟糕。一九三七年打到三十八、三十九年,物价大涨,造成通货膨胀,使整个经济崩溃,最终连饭都吃不饱。

在西南联大的时候,[章]吃喝穿住都很差。一[来]个茅草屋,四十人上[自]下通铺着,有点像我[历]们70年代五七干校[史]的宿舍。由于生活不[大]安定,有的人休学了[全],有的有钱人在外面[网]自己租了个小房子。[文]还有些根本就是在外[章]面工作,比如在外县[来]教书,考试前不回来[自]。寝室经常住不满,[历]但也有二三十人,非[史]常拥挤。

在我的宿舍里,有一个后来出名的作家,名叫汪曾祺。在我的同龄人中,他年龄差不多,都是十八九岁,只是个小青年而已。但是那时候他留了很长的头发,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衬衫,扣子只扣了两个,拖鞋也没跟脚,经常说笑话,抽烟,很颓废,完全是中国老知识分子派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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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的困难,恐怕[大]今天难以想象。但好[全]的是不要钱,上学、[网]吃饭都不要钱。一个[文]月一次的借钱给学生[章],不用还,跟现在的[来]情况有很大的不同。[自]假设当时要收取学费[历],我相信大多数学生[史]是上不了课的。不仅[大]上不了,连名流也上[全]不了,杨振宁也不例[网]外。

那时,教授的钱太少[文]了,而杨振宁的父亲[章]杨武之是一个数学系[来]主任,他的家境贫寒[自],没有足够的食物,[历]还要去上学?上学不[史]是经商,不能因为年[大]龄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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